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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民间借贷昔日盛景:借钱炒矿 半天可赚上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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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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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1 09: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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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危机发生之后,方晓“黄金十年”是“高烧十年”。悔之晚矣,财富泡沫已破灭;犹未晚也,信用体系尚待重建。楼塌之后,脆弱地基更为了然,重建之机更为了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即为重建根本。

“十年,就像发了一场高烧。对一些榆林人而言,过去十几年积累的财富在近两年几乎全部归零。”日前,榆林市一名参与民间借贷的人士说。

“2012年对榆林人来说是划时代的,经济出现危机。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信用体系从此崩溃,恐怕很长时间都不可能恢复了。”榆林当地一家银行支行高管从另一个角度为《第一财经日报》揭示民间债务危机的深刻影响。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在经济上行期间,个人、企业、民间金融机构、银行都曾从“繁荣”的民间借贷中分得一杯羹,并将债务雪球滚得越来越大。而时至今日,榆林民间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发酵中,信用体系重建道阻且长。

“金字塔式”民间借贷

“1994年的时候,神木县大柳塔镇开始有国营煤矿。那时候开矿非常简单,审批手续都很方便,民营开矿价格也便宜。神木县下辖乡镇几乎都在开矿,但一直是亏本经营。”神木县律师郭湘(化名)说,上世纪90年代初入股1万元,到2008年就能分红上千万,而入股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对回报没有期待。

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炭经济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离鄂尔多斯不到100公里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起步稍晚,2002年前后煤矿经营情况好转,2008年至2011年成为巅峰时期。

随着煤矿开始巨额分红,民间借贷也繁荣起来。起初的民间借贷特点鲜明,首先是手续极其简单。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口头承诺,用款方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出借人把钱打到账上。借款也是以亲友帮忙的形式借出,通常不期待回报。

有当地人士说,村中一名邻居的亲戚先前跟那邻居借了1万元,结果分红分到200万元。“表面上是分红或者利息,但在当时的本意其实是一种感谢。”

由于此类案例较多,借钱出去,获得高额回报,逐步形成了民间借贷的雏形,民间资金也逐渐有了市场价格:低的月息2分~3分,高的5分~1角。

逐渐地,民间金融市场 越来越复杂。有钱人也从刚开始开矿的煤老板、入股获得分红的投资人,扩展到炒矿者、炒地者以及高利贷放款人。借款的范围也从亲戚朋友开始向熟人、熟人的熟人扩展,手续上开始打借条、请担保人,“金字塔”式的无限层借贷关系开始出现。

“全民典当,全民借贷。纺织品店、粮油店等,前面做生意,后面就‘开条子’。”郭湘说,有经营场所的专门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开始出现。

这种情况在鄂尔多斯也曾出现过。一名鄂尔多斯当地煤矿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许多人在2004年入股煤矿赚到第一桶金。也是从2004年前后开始,非正式典当行包括粮油店等就出现了,有办公地点的典当行也开始经营。

“那时候有很多妇女出去搞钱,融钱都是熟人介绍,知道有资产就放款,不需要抵押。”该中层管理人士称,典当行一般给利息是月息3分~3分5,到后来给到5分,现在典当行几乎都关门了。

西安的小额贷款公司相对谨慎一些,会做市场研究,放款需要抵押,一旦债务人还款出现问题,抵押资产拍卖得很快。但是就算如此,后来一大批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躲过要不回账的结局。

“小贷公司放款时收的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付给资金来源方的资金成本,这部分一般在月息3分;另一部分是小贷公司收取的管理费,这部分也在3分左右。所以,放款的资金成本一般在月息6分左右。”西安一名参与过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的人士称,西安的房产跟榆林不同,就算价格有波动,房子价格也相对维持高位,拍卖一般可以出手。

其兴也勃焉

民间借贷最“繁荣”的时期,是炒矿潮起来之后。榆林地区多名接受采访的人士都向《第一财经日报》描绘过同样的“震撼人心”的故事,即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榆林,煤矿的价格也开始出现直线上涨,上午一个价,下午涨到另一个价格。在这期间,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钱,谁就能迅速赚到上亿元的价差。

受此刺激,民间借贷达到顶峰,“金字塔式”的借贷体系庞大到看不到边界——底层的出借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资金流向,只是按照月息2~3分的价格吃固定利息。

当地人士称,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经济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向榆林,下属农村的大量农民也开始涌向市区。加上政府积极的基建规划、土地开发,房地产紧跟煤矿之后,成为又一个遭遇资金热潮的行业。不过,当放高利贷成为最赚钱的行业时,高利贷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变成了高利贷,如此循环往复。

鄂尔多斯一家煤矿开采企业的办公室人员告诉记者,她的20多万元资金常年以月息2分的价格放给一个亲戚,从来没问过资金最终投向,利息可以按月或者按季度领取。但是现在她的亲戚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到处都是跟她亲戚追账的人。

“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二三十万的资金人家都不要,还要赶着入。”她对本报称,公司另一名同事也一直在从事民间借贷,许多同事都把钱交给她管理,月息2分或2分5,后来出问题资金还不上了,天天被同事要账,现在已经不上班了。

从凭良心到浑水摸鱼

其实,不同的“金字塔”有着不同的内部结构,也隐藏着不同的风险。

一种典型的民间借贷结构是“塔尖股权融资,基层债权融资”。举例而言,两个人合伙预付1亿元买下一座价格10亿元矿山进行开采生产,矿权证明材料拿到手之后,二人分别去融资5000万元。矿权股东名单上实际只有二人名字。后续的融资就以梯度的月息进行借贷,比如二人分别以月息5分从10名出借人处借款,这10名出借人又从其他100名出借人处以月息3分借款。如此多层类推,其中有的部分层次还会有小贷公司和典当行参与。

另一种“金字塔结构”是“股权融资结构”,榆林当地人称为“爬股股”。即每个层级都是以股权投资形式进行资金往来,每个股东身后都有很多小股东。典当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由于需要定期向资金来源方付息,所以一般不会选择股权方式投资。

资金借贷双方在办理手续——也就是写借条时会表明收到的款项是不是股金,但是实际的回报还是“刚性兑付”的性质。这一点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特点。

西安一种常用的做法是将利息写入借款中。比如借款100万元,利息40万元,那么双方会在借据中写明“今收到×××现金140万元”。“双方开始谈可能是入股投资,如果投资成功了,出资方就会要求分红,不提当时双方写下的上述单据。如果投资失利,出资方就会把单据拿出来要求按数还钱。”前述西安参与过小贷业务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在借款人非常急迫要融资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非常普遍。

只有一张借条,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在榆林,多数借款无需抵押,小贷公司或企业间借款多选择“保证方式”进行风控,即找一名比较有声望的人士做担保人。

记者从榆林当地了解到,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选择“爬股股”的更多一些,出借人希望分享“暴富”成果。但是,只凭一张借条,依照何种标准分红?本报记者在榆林、西安、鄂尔多斯等地得到了一个惊人的一致的答案:凭良心。

“我一个亲戚入股一个矿2万元,后来分红500万。其实分100万也是分,我们说这是良心钱。”榆林一名受访者说,煤矿效益怎么样,大家会有个大概的了解,如果分得太少也会给自己“爬”的股东提意见。“但是由于搞煤矿需要通过宴请、送礼来上下打点关系,有一部分大家心照不宣的花费,所以分红具体是多少自己没有确切的数字。”

正是这种没有法律约束的分红关系,“便宜”了后来许多浑水摸鱼者。当煤炭价格下滑、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许多事实上赚钱的融资方就以没有赚钱为由,拒绝分红或少分红。

银行的两张面孔

在民间债务危机余波未平的当下,榆林当地银行机构又是何种态度呢?

调查发现,企业、小贷公司与银行之间互相心存埋怨。企业怪银行,谈好可以贷款最后又不批,企业背负的昂贵过桥资金还不上,项目资金有缺口开不了工,最终资金链断裂;银行怪小贷公司,利息定到5分、6分,甚至8分、1角,极大地推高了资金成本,形成经济泡沫;小贷公司怪企业,说好的高回报呢?

另外,虽然近期国家出台多项措施,要求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但是对榆林地区而言,银行目前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态度是只收不贷,对个人住房贷款也非常谨慎。特别是在房价下跌、退房纠纷不断的楼盘,银行放款十分小心。

但是,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的十年里,银行的态度并非如此,特别是对于煤矿企业的贷款更是主动跟进。“当时资金都在向这里聚集,几大银行派出很多人到企业,银行老总也出面,都知道煤矿是暴利。”榆林一名国资背景的煤炭企业中层管理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当时项目一拿到“路条”,银行贷款就全部到位。

在此期间,银行的大量资金也通过不同的形式,流入了民间借贷当中。

一是通过个人信贷、企业信贷的正常通道流出。郭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由于个人借贷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神木人在买房、买车时,就算有能力付全款,也会选择办理银行贷款,自有资金则拿出去放高利贷。有些比较激进的投资者甚至会将住房抵押给银行,然后把钱放进小贷公司。从银行角度而言,其对个人贷款、民营企业贷款的用途很难控制,短贷长用、此贷彼用较为普遍。

二是通过虚假资料、虚假交易骗贷,有的银行内部人员还主动帮助借款方造假。一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按照人民银行的风险控制措施,资金往来都是留痕的,且都是直接打款给交易对手方,但是很可能借款人的交易对手方是虚构的。

榆林当地人士乔森(化名)讲述了一个案例。2012年,他的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在当地银行贷款300万元,但是银行要求抵押等手续,办理过程遇到困难。当时,这家支行的行长出了一个主意:到钢材市场买几吨钢材,开一个价值多少的票据,用此做抵押到银行贷款。

“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是假手续。”乔森称,他的这名朋友2013年冬天“跑路”之后被警方抓回榆林,在看守所关押40多天之后,因为无人起诉,无法定罪,最后被释放了。他欠银行的钱,就由支行行长在还。

银行资金流出的第三个方式,就是银行行长“干私活”。如前文所述,保证人担保的方式,是榆林民间借贷最常用的风险控制方式。而当地银行的支行领导、行长,不但是很多企业的熟人,也被认为是有信誉、有声望的群体。

“2012年是一个分界线,之前都没有问题,之后很多银行领导被撂倒了。”一名榆林地区银行的支行领导告诉记者,在“全民借贷”的时候,银行的员工和管理者也不免卷入其中,特别是银行行长。因为很多企业都是银行的客户,也都是行长的“朋友”,行长也乐得做中间人。

特别是企业在借“过桥资金”的时候,往往会邀请银行行长出面担保。企业在银行申请贷款,从批准到贷款下放还需要一段时间,按照当地的惯常做法,这一段时间的资金缺口,一般通过“过桥资金”暂时补上。据业内人士介绍,后期借“过桥资金”条件极其苛刻,不但要银行放贷批复书、银行行长签字担保,还要月息9分的利息才能借到。就是这“过桥资金”,拖垮了不少企业和个人。

银行人士“干私活”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贷款进行截留。有榆林当地人士称,企业找银行贷款,往往需要与银行行长合作,贷款由企业和行长共同使用。比如贷款1亿元,企业只能拿到8000万,另外的2000万由银行行长自己支配。

正是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出,涌入民间借贷当中,对推高资金成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银行端,则累积了大量的坏账和逾期风险。

有当地银行界人士表示,截至今年6月末,榆林的部分银行已经出现逾期,目前正通过加紧追款或者展期、再融资的方式进行化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或个人资金链出现危机时,往往面对亲友、高利贷、银行等多个债权人。调查发现,银行往往被排在还款顺序的最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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