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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中国最顶级的金融奇才都在监狱里:管金生、唐万新、张少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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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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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8 13: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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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募一哥”徐翔被抓,新一期的“监狱风云”又添一名成员。所以,八一八那些和徐翔一样在监狱里的金融人才,管金生、唐万新、张少鸿、吕梁,这四位金融奇才的唏嘘人生故事。


一、金融市场之父——管金生

在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提篮桥的哎叹声能跨越黄浦江传到人声鼎沸的金融市场,提篮桥监狱内,关押着一位身材不高﹑曾经在比利时留过学的金融家--管金生。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中国对市场快速改革感到恐惧的代名词。即使是在爬满了常春藤的高大红墙内,这位曾经的中国金融市场之王,仍然对与的上海商业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能够着手进行的最基本和影响最广泛的金融现代化措施之一,就是向债市重新引入对冲产品,尤其是债券期货。然而,在政府赖以获取大部分资金的市场中,引入期货交易会导致市场力量挣脱束缚。管金生1995年的那次投机活动引起金融市场巨大的混乱,以至于中国禁止了一切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并将他送入监狱。

一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高层管理人员最近被问及管金生的情况时,他立刻眉头一皱,他认为,有管金生这样的案子作为前车之鉴,监管部门对重新推出国债期货肯定会非常谨慎。

管金生其人颇具传奇色彩。他是江苏省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加入到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曾与香港的李嘉诚合伙做过一次生意,并被《中国日报》称为“老板”。甚至在中国还没有股票市场的时候,他就誓言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美林公司”。他以前的一位同事最近在接受道琼斯通讯社采访时这样称呼他﹕“中国证券市场的奠基人之一。”

管金生是1995年国债事件的主要操纵者。他最终被判入狱17年,监管当局则在此事件后下令禁止了国债期货交易。这场巨大风波也被称为“中国巴林”事件,因为就在同一周,英国巴林银行因期货交易损失巨大而倒闭。据接近管金生家庭的一位消息人士称,管金生目前仍然被囚禁在监狱中,这驳斥了中国市场上关于他已经住院治疗﹑他成了一个木匠﹑他已离开中国﹑甚至重返中国金融圈的传言。管金生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在1988年他39岁的时候创办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此前,他曾留学比利时攻读金融与法律。他凭借市政府的资金,使万国证券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也最有活力的证券公司,而当时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充斥着传言和肆无忌惮的投机者。

在巴林银行的交易员尼古拉斯.里森成为新加坡交易所日经指数期货市场的入场交易者之前,管金生就已经主导了中国的高级金融市场,特别是当时中国交易量最大的金融市场--国债期货市场。据一位以前在万国证券负责纪录管金生所下达交易指令的执行情况的人士称,管金生的交易量有时候能占到整个市场成交量的75%。管金生并不是生活很奢侈的人,也不是不想看到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发展。在她20多岁的时候,她很惊讶于监管部门怎么会简单地把万国证券提出的建议写入监管条例。当时,她全身心地追随管金生及其事业,每天晚上都睡在办公室里,除了周四,因为她要上夜校。她说﹕“管金生是位绅士。他的贡献很大。”

据称,在1995年2月23日的下午,管金生对期货市场的主导演变成了滥用职权。万国在收市前的8分钟疯狂抛售,导致债券期货市场崩盘,对此没有人提出疑问。据说当日成交量达到了人民币8,500亿元,为正常水平的85倍。据新华社报道,万国试图回补亏损的头寸,“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并打击了这个“尚不能很好应对投机行为”的系统。中国证监会认定,没有严格监管的期货市场将会变得非常危险,此类事件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次疯狂抛售导致的损失约为100亿美元,波及面如此之广,以至于中国的监管机构下令将在这8分钟内完成的交易全部取消。如此一来,管金生就成了最大的亏损户,公司面临破产。政府几乎立刻就禁止进行“试验性”的债券期货业务,然后将注意力转向管金生。搅乱欺骗市场被广泛认为是管金生的主要罪行。然而,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判处管金生17年徒刑,罪名是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开张前的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总额高达人民币269万元。

二、德隆帝国掌门人——唐万新

还没有哪个民营企业像德隆这样,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持续关注的热门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德隆成为一个标杆,以至于媒体至今滥用的标题常是“下一个德隆”或“又一个德隆”。这是因为,德隆玩的“产业整合”,是许多民营企业心之所向,而德隆玩得“资本心跳”,也是后人惊羡不已。其实,德隆想在“不寻常的转型时代”,玩一把“超常规发展”,它借了非常之势,走了非常之道,用了非常之技,可惜没有非常之命之运,结果在非常时代死于非命。
如果只有一人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资本枭雄,唐万新一定是呼声最高的,因为他的德隆案至今仍保持着中国最大的金融黑洞纪录。至于德隆案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能排到多少名,目前没人研究。

据说正在服刑的唐万新在狱中最大的爱好就是考古,不知道是否想过就这个问题进行考证。不过对于一个今年44岁,只剩下6年刑期的男人来说,他更有可能天天在盘算着如何在知天命之年改天命,来一个比史玉柱还漂亮的咸鱼翻身、东山再起。但翻身容易翻案难。尽管唐万新的一生远未到盖棺之时,但德隆案已经早有定论:产业整合很有想法,资本手段实有违法。

三、资本冒险家—张少鸿

硝烟散尽,中国股市上的“庄家鼻祖”张少鸿全军覆没,曾经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诸多荣耀也随着他的商业部落一同沦陷。与刚刚落马的“战友”、德隆系操盘手唐万新黯然长叹的表现迥异,牢狱中的张少鸿正谋划“东山再起”。尽管现在,眼泪是他留给两万余名被害人的最大“补偿”。

2008年初,这位原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三读公司)掌门人接到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判刑10年,并处罚金40万元。斯时,繁华落尽的张少鸿在郑州等地监所“生活”已近四年。五年前,正是因为这个“极具市场价值的个人商业运作项目”,张少鸿让两万余人领略了一次“天堂”的风采,又残酷地将他们扔进了现实的“地狱”。2001年8月9日,是张少鸿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潜逃路上的张少鸿在河北邢台折戟—距离郑州警方《通缉令》的发出尚不足9天。此前,他曾致信河南省公安厅,幻想扭转乾坤,但终究回天乏术。张少鸿面对的是法律与公理的拷问和27955位被害人的注目。从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张少鸿步入“地狱”的故事梗概。

1994年7月,张少鸿的三读公司“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情况下”,开始“擅自以‘读书押金奖读金’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1997年1月7日,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和河南省工商局曾联合对其进行查处,并课以310万元的重罚。不过,张少鸿的“非法吸收存款”之举很快便死灰复燃。在其策划下,该公司向社会吸收存款时又多了“委托理财”项目,并承诺每年给予一定比例的高额利息。至1998年9月10日,该公司“已向社会不特定对象27955人吸收资金约5.85亿元”。这些钱几乎全部被张少鸿用于期货、股票等高风险投资。期间,他用公众存款购置的1530万股“深发展”股票被套,市值缩水愈半,“崩盘”悲剧最终在三读公司上演。

案发后,警方发现,该资金中尚未兑付的群众计655543人次,金额约4.48亿元。1530万股“深发展”股票冻结日市值仅为2.28亿元。27955位受害人5.85亿元的存款“收获”是:按集资债权兑额计算比例成为“深发展”的股东,拿回手中的现金仅约3573万元,直接经济损失近2亿元。2001年9月6日,三读公司被河南省工商局吊销。不过,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张少鸿似乎没有勇气面对。一方面,他承认自己应该对三读公司的“读者”负责,并表示“只要他们债权没有兑现,我就不会忘却对他们的最终责任”。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十分委屈”的姿态出现,认为自己是一个“蒙冤者”。

2004年1月,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判处张少鸿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40万元。判决下达后,张少鸿即提起上诉,要求依法改判。“我将用我毕生的努力,来洗脱因体制转轨时期个别部门滥用法律而强加给我的不实的罪名!我将在后半生中,以百倍的奋斗精神,并用多种方式和成效来证明世纪交替时期发生在郑州、发生在张少鸿身上的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个滑稽可笑的冤错惨案!”在写给有关部门的信中,44岁的张少鸿展露的仍是一幅“志在千里”的形象。

此番思想缘自何处?在中国的企业英雄传里,张少鸿不乏传奇。1961年1月10日,张少鸿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县白壁乡张家庄村。18年后,这位寒门弟子考进了河南省金融管理学院。完成学业的他进入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工作,彻底跳出了农门。在父老乡亲为其暗自祝福之际,张少鸿又有了惊人之举。

1985年,24岁的张少鸿辞职“下海”。两年后的1987年3月,“郑州市金水区读来读去读书社”问世,“个体户”张少鸿现身商界,注册资金10万元;1990年,商号里面的“金水区”三字被张少鸿轻松抹去,注册资金增至100万元,“个体经营”一跃成为“私营企业”;1992年,商号升级为“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000万元;1994年,注册资金又增至2000万元;同年7月,“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张少鸿任法定代表人……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给予张少鸿的荣耀也纷至沓来:河南省私营企业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优秀青年企业家、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学名誉教授、全国青联常委……“创办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图书馆”成为人们评价张少鸿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定语。由于各界的追捧,1995年,“文化使者”张少鸿当选为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斯时,成为三读公司的“读者”对不少郑州人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你只需交纳820元、850元、888元不等的“押金”,就能得到一张读书卡。凭此卡你可以免费借书一年,而且可以在三读公司旗下的任一分支机构换书阅览。最令人惬意的是,一年期满之后,三读公司支付给你的现金是1000元—其回报远高于银行的正常存款利息。

事实上,这也是三读公司“读者”数以万计、张少鸿被推上神坛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张少鸿是如何维持这桩“赔本生意”的呢?据相关资料显示,张少鸿早在1993年5月即开始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下称郑商所),设立席位进行期货交易,并借力郑商所20余个席位隐身施展财技。此外,张少鸿还参股黄河证券,并在海通、国泰君安、安阳信托证券布阵,先后操盘“深发展”、“金杯汽车”、“川化股份”、“湖北迈亚”等股票谋利—而本钱就是“读者”们的“押金”。显然,这是一场游离于“读者”视线之外的巨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喜悲或许就在弹指间。庆幸的是,厄运并未立即降临到张少鸿的头上。

1997年至1999年,郑商所凭借着绿豆期货执全国期货交易所之牛耳,郑州亦跃居当时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心,其“绿豆价格”影响全球。而作为绿豆期货的“庄家”之一,张少鸿曾一度与郑商所共享辉煌。当他携期货主力转战沪深股市时,相当威风,张少鸿集结河南、浙江、海南的期货联军冲进深圳股市,发动了深圳房地产股的回归行情,并创造了“深发展”历史上的最高成交价48元。现在看来,倘若不是绿豆期货终因过度投机而受到了监管层惩处,该品种也因为政策打压而一蹶不振;倘若不是张少鸿的另一个战场—斥资5亿元操盘的“深发展”遭受重创,市值大幅跳水;倘若没有因此引发更多的“倘若”,张少鸿的今天也许将是另一种结局。

张少鸿何以有如此结局?“企业家并非天生伟大和高尚,只有在一系列制度的约束下,才能使得他们在自己利益的驱动下行动,又在客观上肩负对社会的责任。”总结张少鸿的落马,位知情的河南省政府官员坦言,除了张“法律意识谈薄、决策缺乏理性”之外,“企业融资难、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市场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制度环境的缺憾也是张少鸿失足一个重要诱因。”

近年来,此类案件在当地频频发生,国人耳熟能详的就有“三星”、“百花”、“红高梁”等多个故事版本。“他们玩的都是‘借鸡生蛋’的财富游戏,国美电器掌门人黄光裕玩的也是这样的游戏,为什么结局迥异?”河南一位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的业内人士坚持认为“根源还是在经营者的主观方面”,“人家黄光裕的‘借鸡生蛋’游戏是不断升级的:先借要还本付息的钱—银行的钱;再借还本不付息的钱—厂商的钱;最后借的则是不需还本付息的钱—股民的钱,来发展壮大自己,而‘张少鸿们’除了未能‘升级’之外,‘合法’这个重要的底线也未能坚守。”或许,当年在法律雷区中穿行的张少鸿根本不具备“升级”的条件。一个令人惊诧的诠注是,三读公司的“集资业务”竟然未设会计账目,该公司“高管”张辉、张光华、刘梁红等人要么是刚扔下锄头,要么是下岗职工,文化程度均为初中毕业,张少鸿之“经营管理”水平由此洞见。

颇有“八卦”意味的是,张少鸿获刑前后,一份题为《中国第一批操盘手的真实下场》的名单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份名单所列的29位操盘手,多曾是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之人物,张少鸿与唐万新更是高居榜首。其结局有七:8人窘迫;7人逃亡;5人入狱;3人转行;3人赔光;剩下3人的结局分别是禁入、失踪和“胜利”。倘若除却转行的3人不提,“首批”股市的大小“庄家”们似乎都缺乏完美的结局。“对民企财富拥有者,应是有问题则清算,无问题则必加保护,但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产生‘问题富豪’的现行体制中的弊垢。”卓达集团董事长杨卓舒在与北大博士后研究员赵晓探讨如何面对企业家“原罪”时,一语中的。如今,已被“清算”过的张少鸿正加紧锻炼身体,图谋东山再起。“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步500圈,计7.5公里;每天上床休息前连续做仰卧起坐1000个。”张少鸿向外界披露说。

“读来读去”变为“赌来赌去”。1985年,24岁的张少鸿下海,创办读来读去读书社。1992年,张少鸿的“河南省读来读去读书社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000万元。1993年,张少鸿投身郑州商品交易所,开始涉足期货交易。1994年,读来读去读书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时,张少鸿开始凭读书卡、“读书押金奖读金”向公众吸收存款,回报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1995年,“文化使者”张少鸿当选为第五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7年9月,张少鸿又以“理财委托”形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承诺每年给与15-20%的高额利息。1997-1999年,张少鸿利用超过5亿元的公众存款转战期市、股市,成为有名的操盘手。2001年,张少鸿的期货交易出现危机,他转战股市后投资的“深发展”又遭深度套牢。同年9月,他的公司被河南省工商局吊销。

四、“中科系”神笔策划人——吕梁

吕梁是中国股市上的一大策划。熟悉他的人说,吕粱只应做运筹帷幄之人,绝不该亲自下海呼风唤雨。

今天看来,吕梁很像在做投行业务,不养猪只做猪的买卖,最多扮点“屠夫”角色,把猪肢解一下,将各个部位卖出不同价钱,这就是投行的行话“资产重组”。但吕粱的问题在于只懂得“给猪注水”的财技,连起码的“屠夫之技”也不懂,他的中科创业系如聚沙之塔,一阵沙暴成丘,又一阵沙暴而平!吕梁至今完全人间蒸发,是死是活无人知晓。有人说他被干掉了,也有人说他逃走了。讲起当年吕梁的故事多少带点血腥味,这也源于他在世纪之交在中国股市上掀起的那场血雨腥风,他让多少散户血流成河。

K先生邂逅朱大户。吕梁曾是一位优秀的证券记者,他先后采访了近百位股民,在数十家财经媒体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百万股民“炒”深圳》的长篇纪实报道,一战成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吕梁和朱大户相识。朱焕良早年在建筑工地上开大型装卸车,没什么文化,与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1992年的发财方式一样,后来被称为“朱大户”的朱焕良也是靠认购股权证发的财。回北京后,吕梁继续做自由撰稿人,一边投资期货,但运气太差,2年玩下来,不光把自己积攒的100万元赔光,还负债2000万元。而朱焕良却成立了深圳英特泰投资咨询公司,从此一直在股市里混。凭着独特的选股眼光,成为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亿万富翁之一。1996年前后,股票坐庄风起,这种生财之道让吕梁和朱大户都按捺不住。吕梁成立了以他的笔名命名的“K先生工作室”,写股评指导股民炒股票。朱大户则开始囤积股票,他看中了来自深圳的康达尔。康达尔原本是深圳宝安区的养鸡公司,1994年11月1日在深圳上市,香港的活鸡70%靠它供应。更巧的是,朱大户跟宝安区的领导相熟,自以为有坐庄的可能,便在二级市场上悄悄购进康达尔的股票。到1997年,朱大户居然囤积了5843万流通股,占到康达尔流通股的90%。但天有不测风云,朱大户的屁股还没把椅子暖热,香港突遭“禽流感”,康达尔5万只鸡一夜之间全部瘟死,香港更是全民戒鸡。康达尔股价一落千丈,朱大户的2亿元深陷泥潭,一筹莫展。1998年秋天,朱大户从深圳飞往北京约见K先生,做最后一次挣扎。正是这次“深圳—北京”之旅,拉开了中国股市上惊天动地的“中科创业”大剧。

康达尔土鸡变凤凰。当时的吕梁正研究股神沃伦.巴菲特的股票“圣经”,琢磨着也建立一只基金,手握康达尔90%流通股的朱大户恰巧投怀送抱。吕梁认为,康达尔虽然是一只“瘟鸡”,但流通盘小,收购成本低,翻炒起来很容易。1998年12月13日,吕梁跟朱大户签了一个为期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吕梁负责组织资金接下朱大户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股,而朱大户必须配合长期锁仓,还必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康达尔公司的控制和重组,将康达尔打造成“金融加高科技”的投资控股公司。朱大户当即承诺日后无论股价怎么上涨,他都将以13元的协议价向吕梁转让手中的股票。就这样,套牢2亿元的朱大户和负债2000万元的吕梁正式联手,为中国股市上演了一出前所未有的双簧。1999年1月20日,朱大户通过中煤信托深圳证券营业部将277.9万流通股票以转托管的方式打到了中兴信托北京亚运村证券营业部吕梁的账户上。有了这277.9万康达尔流通股,吕梁必须在3个月的建仓期间融到4个亿的资金,否则无法接管朱大户手中50%流通股。负债的吕梁当然只能外出忽悠资金。吕梁第一个找到董沛霖,后者是上海华亚实业发展公司的法人代表,下海前曾在国家计委任职,在金融和实业圈内有很深的人脉,对吕梁的股市理论十分痴迷。1999年1月,董沛霖通过中煤信托哈尔滨证券营业部用吕梁手中50万股康达尔股票质押得到1000万元贷款。有了这1000万元和剩余的227.9万康达尔流通股,吕梁后面的融资计划交给了丁福根,后者堪称股市天才,且与吕梁交往颇深。他马不停蹄地飞上海、下深圳,与各地相熟或不相熟的证券营业部洽谈委托理财业务,一切格外顺利。丁福根一融到资金,吕梁就用它立刻去收购朱大户手中的股票,然后再把买进的股票拿给丁福根做质押,然后再融资。如此循环往复。

到1999年的3月前后,丁福根通过投资理财、合作协议、抵押贷款等各种形式,与各色人等共签下100多份协议,融进3.98亿元资金。吕梁用这些钱,先后从朱大户手中买下1300万股,并转托管了1700万股,完成了控盘3000万股即50%的既定建仓目标。为了规避个人持股达到5%就要举牌公告的法规,丁福根先后动用了1500个个人账户,这些账户八成以上是由各地证券营业部以每张股东卡190元的价格卖给他的。此时,眼见坐庄时机成熟,吕梁开始展现他超级股评家的风采。在发行量颇大的《证券市场周刊》上,连发4篇《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文章。这是一组高屋建瓴、很有理论深度的股市分析文章,在绝大多数经济人士普遍不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氛围中,吕梁用他充满了思辨气质的语言为股市唱多,引起巨大轰动。1999年5月8日,吕梁的第四篇对话文章发表后,中国遭遇驻南使馆被炸,股市曾一度震荡,但随后的5月19日,沪深两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发生井喷。“5.19行情”吕梁“中国第一股评家”的声誉也达到顶峰。在飙升行情的掩护下,吕梁拉抬康达尔股价的行动变得肆无忌惮,股价一路上扬,从20元涨到36元,到1999年7月,已跃至40元。8月,吕梁在《中国证券报》上组织了一个整版文章,全面介绍“重获新生的康达尔”。文章宣称,康达尔已完成了重大重组,将涉足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通过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以及其他资本运营手段,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投资控股公司。总之,康达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到1999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第17位,全年累积涨幅111%,养鸡股摇身一变,全然一个高科技大牛股。就在吕梁为康达尔股摇旗呐喊的同时,收购康达尔国有股的计划也在同时进行。在流通股掌控人朱大户的牵引下,康达尔第一大股东深圳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1999年4月30日和5月5日将其持有的部分国有股份转让给吕梁。为了避开《公司法》中“法人股转配不能超过30%”的规则,吕梁将一家拆为三家来受让,这就是第二大股东海南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大股东海南沃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第四大股东民乐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家公司所占股份分别为22.5%、10.38%和1.73%,累积达34.61%,加上其他可控制的表决法人股,即朱大户手中的2.53%,吕梁实际以37.14%的股份超过第一大股东深圳龙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6.16%的股份,成为实际上的控股方。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7席。为此,吕梁花了7个亿。当然,这笔钱也来自股票质押贷款。

“中科系”复制康达尔。1999年7月,趁股价跃至40元时,吕梁及时套现,以3000万元注册北京中科创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吕梁本人并没有直接担任任何职务,聘用的董事长是时任国家科技部高技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官员,吕梁要靠这个关系吹嘘北京中科创业的科技部背景。吕梁既有康达尔又有北京中科创业,很快在市场上兴风作浪。1999年8月,北京中科协议受让上海华谊(集团)总公司所持的中西药业国家股中的2875万股(占总股本的20%);与此同时,北京中科的大股东之一海南中网从上海华谊受让中西药业国家股719万股(占总股本的5%)。1999年12月8日,康达尔公司经深圳市工商局核准,正式将名称变更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业”。2000年3月,吕梁利用结盟公司海南禾华公司成功切入中西药业,持法人股1256.1343万股,成为中西药业第四大股东,后又通过北京中科、海南中网以及海南禾华拿到中西药业的股份,使实际股权占到30%以上,超过国有大股东的26.41%,四个月后又完全控制中西药业,中科系再添一子。

4月,中科系又分出上海中科创业,注册资本1亿元,由申杲华领军。2个月后,上海中科就宣布以每股2.8元的价格,从淄博宏信资产经营集团受让鲁银投资法人股956.8125万股,占比4.66%,成为鲁银投资持的第四大股东。同月,上海中科又以7200万元买入君安证券公司所持的胜利股份900万股转配股,占比3.76%,成为胜利股份的第四大股东。还是在6月,中科系新子中西药业也领兵开战,以每股约22.35元的价格买入357.5822万股岁宝热电,占比2.62%,成为第四大股东。仅仅4个月,吕梁频频出手,赫然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中科系”,吕梁集股评、并购、坐庄三大技法于一身,成为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点石成金的传奇大师。据丁福根后来在法庭回忆:“送钱的人排成长队,以致1000万元以下的投资者被拒之门外。”半年时间,吕梁与丁福根先后与国内20多个省市的120家证券营业部建立了融资关系,后者为了抢夺让人眼馋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费用,为中科创业四处找钱,融资额超过了惊人的54亿元。

当股权到手、资金到位、共犯结构形成之后,吕梁和丁福根便开始他们的庄家运作。其手法与康达尔时期几乎如出一辙:不断发布资产重组的利好消息,大规模地对倒推高股价。中科系形成之后,吕梁还能资源互动,元素共享。2000年7月,他刚刚得手中西药业便急匆匆宣布:中科创业与中西药业等公司成立全资公司,着手先进癌症治疗仪器中子后装治疗机(简称中子刀)的生产与销售,其后又宣布两家公司将共建“中国电子商务联合网”,组成18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大联合,创建一个跨区域、跨国界的大型网络平台,修建一座“极具创新意识的超级电子商务大厦”,组建“中国饲料业电子商务投资有限公司”,将在西北地区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具有防止流沙和药物开发双重效益的苜蓿项目的开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述言之凿凿的金色工程,除苜蓿项目曾投入100万元之外,其余均是画饼。

老鼠内讧招斩杀。2000年2月21日,中科创业股价一度摸到84元,吕梁持有的中科创业股票市值翻了一番,净值增加10个亿,但成为大师之后,吕梁看到亿安科技、清华同方的股票涨到100元,也急于把中科创业拉到百元价位。为此,他没有套现,而是继续用股票做质押,买进莱钢股份、马钢股份、岁宝热电,从而将这些股票拉升,提高市值卖掉挣钱之后,再通过倒仓、对敲进一步炒作中科创业。吕梁还在股市里冲锋陷阵,但手下已经经不起巨额财富的诱惑,开始内讧,而率先起讧竟是角色最轻松但获益最大的朱大户。两年时间里,朱大户无需从事任何操作,只需死抱住自己名下的股票不放。朱大户抱了两年,但他与吕梁的约定是5年。两年以来,他的股票市值已经从亏损2亿元翻身陡增到获利10多亿元,每天抱着这么一大笔账面财富不得动弹,也是一种煎熬。更重要的,作为内幕人士,他知道中科创业剑走偏锋,早晚出事,吕梁主要合伙人董沛霖因银行诈骗案被拘,更让朱大户坐卧不安。
2000年5月,鏖战正酣的吕梁接到丁福根的线报,市场上出现一个不明抛家,每天都在1500万元左右。而据丁福根判断,此人非朱大户莫属。吕梁打电话给朱焕良,但朱焕良推托称另有其人,要吕梁填平。吕梁前后填进5个亿,仍未填平,始知中计,3个月,吕梁又接到线报,朱大户已租快艇把数十箱现金偷运出国。朱大户只是中科系的叛将之一。中科创业股票20多个月连续上涨,公司内部不少人都把股票拿去质押,偷偷建仓。吕梁初期对此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等后来朱大户案发,他想下令清查时,才发现从“左臂右膀”的申杲华,到普通员工都有私仓,都在恍然出货。意识到问题后的股民也纷纷割肉,建在一片谎言之上的中科神话轰然倒塌。从2000年12月25日开始,高傲了将近两年的中科创业连续9个跌停,50亿元市值烟消云散。中科创业的崩塌迅速波及“中科系”的其他成员,中西药业、岁宝热电等均上演跳水惨剧,股价数日之内腰斩。2001年1月5日,深圳中科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彻底与吕梁决裂”。2001年2月,吕梁突然神秘失踪。深圳中科创业也申请改回旧姓康达尔,股票也做了相应变更。康达尔甩掉了中科,但7年来却始终未能摘掉ST的帽子。一戴就是7年,至今仍未能摘去。吕梁彻底消失了,但他留给中国股市的一堑永远不会消失。



不去期望,失去了不会伤心,得到了便是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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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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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8 13:25 | 显示全部楼层
链接阅读:管金生回忆“3·27”国债事件

1947年5月19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现樟树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82年获上海外国语学院法国文学硕士学位,曾被选送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深造,获该校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于1988年创办万国证券,1992年万国已成为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与原君安证券公司的张国庆、原申银证券的阚治东,并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中国证券教父”。1995年因“三二七国债事件” 从万国证券辞职,1997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管金生:

任何人都不能进来,让我自我封闭一个小时,自我封闭一个小时做什么呢?我自己的考虑,我有两个办法,两个选择,一个我可以不作为。但是如果我不作为,很多人说我是当年的空方总司令也不是这么说的,所有的空方几十家券商,当天全部破产。上海这个地方,这个股民非常精明,他一算帐马上知道你破产,第二天全部挤兑,当时股民的钱还是证券公司,不在银行,现在都在银行。我们当时是在证券公司,如果只要上海街头有一万股民上街挤兑,上海国际大都市,那我就知道了,北京一定要下命令要抓人的,你影响国家的国际形象。我是深知,我当时就和交易所讲,他们还说你老管是危言耸听。因为我知道1988年台北就发生过股民暴乱的事。

第二个选择,我有所作为。那怎么办呢?因为既然这个价格没有人管,都不管。我记得当时有一百多家分支机构,当时就找这些分支机构我说我老管是不是放权给你?如果现在决定把这个权收回来,你们同不同意,他们说同意。我之所以这样做,有所作为,我是学法律。很多人认为老管是猛人,我是学法律出身的,我先学法律,再学国际金融。我研究过宪法,渎职罪,我跟大家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和任何人没关系都是我的事。我当时认为渎职罪最多关我三年,我做好这个打算。而且我在干部大会上我讲,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是今天讲一下,凤凰卫视有一个人有一次给我搞突然袭击,我本来不想提这些往事。他搞突然袭击,说当年您是不是有钱任性,我说错,我不是有钱,不是任性。这钱不是我的,这钱是公司的,是股东的。这不是我个人的钱。我说我恰恰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我说总结了这一条,现在说搞金融的,只要懂财务、懂法务就行了,我们还得有点政治智慧,还要懂政治,这是我讲的三懂。

第二个还有一个三懂以后还有三敬,第一敬畏市场。市场有它自己的规律,市场是无情的。第二敬畏资本,资本的力量也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都是从业人员,要敬畏资本。第三要敬畏老天。什么时候都要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难,你都要想到举三尺有神明。

对赌327国债

历史有时候极富戏剧性。万国靠国库券起家,但几年后将它送进坟墓的同样是国库券,只不过这种国库券是加了杠杆的衍生品,那就是国债期货。1992年,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到美国转了一圈,惊叹于对方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回国后,他模仿美国人,搞了一个国债期货。尉文渊对此寄予厚望,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日后竟会栽在这一新品种上。


国债期货刚推出时,市场反应冷淡。直到后来,随着通胀率不断走高,财政部决定对国债进行保值补贴,其交易才随着火爆起来。这是因为,与票面利率相比,保值补贴率是不确定的,这给了多空双方很大的想象空间。管金生靠国库券起家,对国债期货自然也兴趣浓厚。在当时的市场上,327国债是一个大热门。这种1992年发行,即将于1995年6月到期的三年期国债,按照票面利率加保值补贴率计算,将以132元兑付,但市场普遍认为这个价格太低,并传言财政部将上调保值补贴率。对此,管金生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当时的通胀率已经在往下走,而国家正在狠抓宏观调控,不可能上调保值贴补率,于是选择做空。1995年2月中上旬,327国债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之间震荡,多空双方暗自积蓄力量,万国的空单持仓量不断增加,大战一触即发。

改写历史的7分47秒

2月23日上午,财政部宣布,327国债将以148.50元兑付。这个消息对豪赌做空的管金生和万国证券而言,无异于一个惊天霹雳!当天上午一开盘,以中经开为首的多头便发动猛攻,十分钟内将327国债的价格拉升至150元上方。管金生被逼上了绝路,因为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就要赔进去十几亿。他不甘心失败,迅速组织起反击,但怎奈市场做多情绪高涨,管金生的努力功亏一篑。到中午收盘时,国债价格稳稳站在151元上方。这意味着,一旦到期交割,万国将巨亏60亿,而当时它的资产不过14亿,利润只有5.5亿。管金生坐不住了,他心急如焚地赶往上交所,找到尉文渊,一连提出了三个请求:
第一,能不能增加点持仓量?第二,能不能发个公告,说上交所还没接到财政部的贴息通知?第三,能不能把交易停下来?

尉文渊知道,管金生敢提这样的要求,说明万国已陷入绝境。但他还是一口回拒了,毕竟这对上交所来讲是不能承受之重。管金生带着极度的失望离开了上交所。下午,当他回到公司时,盘面没有丝毫好转,甚至连昔日友军辽国发也突然倒戈,反手做多。万国危在旦夕!眼看离收盘时间越来越近,管金生和他的同事很清楚,再不想办法抑制价格上涨,万国只有破产清算一条道。这是生性高傲的管金生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能看着自己一手创办的王牌毁于一旦。最终,他决定拼死一搏。下午4点22分13秒,万国的反击开始了。在不到八分钟的时间里,管金生连续抛出数十万口的卖单,将价格打压到148元,最后一刻,更是以730万口的超级大卖单,将其直接轰至147.40元。这笔卖单的“总价值”几乎相当于1994年中国GDP的三分之一!如果以这一价格成交,万国将从巨亏60亿变成净赚42亿。当然,这也意味着,当天买入的多头将全线爆仓。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人狂喜,有人暴怒,还有人绝望到手脚冰凉、长声哀叹。收盘后,举报信像雪片一般涌向上交所。正在交易大厅陪客人参观的尉文渊,迅速返回岗位,调查幕后的“黑手”。在得知抛单来自万国后,他火冒三丈地打电话给管金生,让他立刻到上交所来一趟。下午五点,管金生赶到上交所。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争吵发生了。尉文渊不明白,中午明明已经和老管谈妥,对方答应去筹措保证金,为何下午却闹成了这样。而管金生同样不理解,小尉为何对自己的请求无动于衷。经过反复的争吵、权衡,尉文渊最后决定,取消当天收盘前八分钟的交易。当手下将打印好的公告递给尉文渊时,他嘱咐对方先别忙着发,自己一个人跑到二楼贵宾室坐了整整一个小时。那一刻,尉文渊感到极度的痛苦和无助。


尉文渊在327平仓现场

当晚11点,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发出公告:下午4点22分13秒后的成交无效,此前最后一笔交易的151.30元为当日收盘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327国债事件。

冰火两重天

327国债事件彻底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有人因此一夜暴富,有人因此倾家荡产,还有人因此丢官弃爵。在这起事件发生前一个月,一个叫里森的交易员,因为看好日本股市,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大量购进期货合约,最终因为判断失误,导致巴林银行倒闭。管金生听闻这件事后,对另一位证券大佬阚治东说:“中国要发生那么大的事件,大概要等十年以后吧。”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话音刚落,就亲手导演了一场中国版的巴林事件,而且其震级丝毫不逊于前者。327国债事件发生第二天,万国证券遭到挤兑,随后被申银证券合并。管金生本人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被判入狱17年,不过罪名却是贪污、挪用公款。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也因为在327国债事件中监管不力,被免去职务,离开了证券界。管金生和尉文渊只是这起事件中倒下的两个重量级人物,还有无数投资者因为判断错方向,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其中一个叫陈万宁的交易员,在这次事件中背负亏损7000万的业绩,黯然离开证券市场,几年后他以宁财神为笔名,写出了家喻户晓的《武林外传》。


玩过期货的宁财神

当然,在一个对赌交易中,有输家就有赢家。其中,除多头主力中经开以外,最大的赢家要数魏东、袁宝璟、周正毅和刘汉。这几个人在327国债事件中积累起巨富,并在日后爆发出惊人的能量。327国债事件也改写了上交所的历史。5月17日,证监会以条件不成熟为由,暂停了国债期货的交易。这一停就是18年,直到2013年才得以恢复。证监会所说的条件不成熟,主要表现在限仓和保证金制度上的漏洞。当时,交易所规定保证金为2.5%,机构限仓40万口。但具体执行时,这些规定都成了摆设,以致多空双方在交易中可以无穷下单豪赌。事实上,不管中经开还是万国,都曾抛出过百万级的单子。而且,中经开违规在先,管金生曾以此为由,要求尉文渊暂停交易,结果被拒了。咽不下这口气的管金生决定“以违规对抗违规”,这才有了后来的730万口超级巨单。事后,管金生曾说,他压根没想到,尉文渊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取消那几笔交易。

谜一样的做空原因

管金生的失败,从客观上来讲,是因为选错了对手。中经开全名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是财政部下属的独资公司,而财政部是国债的发行人,决定着国债的保值补贴率。因此,有消息称,中经开提前得到了消息,知道财政部将上调保值补贴率,所以才敢大幅逼空。事实上,中经开背后不仅站着财政部,还有当时如入中天的中财系。这个以中央财政大学为核心的关系网,集聚着一大批金融人才和政府官员。


与这样的对手作战,还如此“肆无忌惮”,也只有管金生才敢想。在327国债事件中,中经开到底有没有内幕消息,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不过,更大的谜团在于,作为最大的赢家,中经开竟然没赚到钱!有人曾经估算,多头当时的盈利在70亿以上,但后来中经开的总经理韩国春却证实:中经开的盈利连1亿都不到。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坊间将目光投向当时与中经开联手的江浙财团,以及前文所述的四大赢家——魏东、袁宝璟、周正毅和刘汉。不过,这个猜测同样没有得到证实。中经开不但没赚到钱,反而在后来的银广夏事件中赔得精光,轰然倒地。和中经开谜团一样牵挂人心的是,管金生当初为何“负隅顽抗”,坚持做空?关于这个问题,标准的答案似乎是,他对国债走势出现了误判,认为财政部不可能上调补贴率。但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事实上,万国从1月份开始就陆续建立空头仓位。春节后,管金生一直在香港出差,并不在上海。等到2月16日他返回公司时,仓位已经很重,而当时市场上的保值贴补率持续走高,对空头极为不利。管金生当即召开会议,分析多空形势,并作出降低仓位的决定。应当说,这个决定很明智。只可惜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心存侥幸,不断地打左灯向右转,最终导致仓位不减反增。到2月22日决战前,巨量的空单已经让万国骑虎难下。至于决战当天,管金生和万国的表现,已经完全抛开基本面,采取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情绪化对赌方式:用强大的资金实力,将对方打爆仓!多年以后,有记者问管金生:当时有没有想过,主动认输,接受失败,这样哪怕万国巨亏,也可能得以保存下来?管金生不假思索地答道:没想过,那不符合我的个性。管金生的个性是什么呢?用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可以总结:战士一旦上了战场,逃跑只能朝着枪林弹雨的方向逃跑!这句话是两百年前拿破仑留下的。

反转的人生

1995年5月,管金生在海南被捕。两年后,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自此,管金生远离喧嚣的股市,过上了清净的生活。他的牢房位于上海市提篮桥,那里关押着很多因经济犯罪被捕的人。后来,另一位证券大佬阚治东入狱,看到里面许多的同行时,不禁感叹:这里可以开一家证券公司了。监狱高墙内,管金生又抄起了老本行,翻译外文资料。这让他有机会了解到全球经济和资本动态,同时也成为最早一批接触到互联网概念的人。在管金生入狱期间,327国债事件的四大赢家在各自领域创出了大业。魏东创建了涌金系,控股九芝堂、国金证券等上市公司;袁宝璟吞下60家企业,被誉为“北京的李嘉诚”;周正毅狂买地产,并控股4家上市公司,成为上海首富;刘汉创建汉龙集团,巅峰时其资产超过400亿。然而十几年后,这些人的命运全部发生了逆转。魏东在接受调查后,跳楼自杀;周正毅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罪行,被判入狱16年;袁宝璟、刘汉则分别因为雇凶杀人和黑社会犯罪,被判处死刑。世间的变化无常让人唏嘘不已。当年的赢家,如今三死一坐牢,而当年的输家管金生则已经出狱,在沉寂多年后,重回人们视野,做起了私募股权投资(PE)。


尽管已经远离证券公司,但管金生的日子依旧无法抹去327国债的影子。在2015年的一个论坛上,管金生检讨了自己当年的错误。他说:“我这一生吃亏,吃很大的亏,就是没有放下自己内心的骄傲和清高,我如果当初可以克服自我,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说不定真的能改变现实,能够扭转乾坤。”

不去期望,失去了不会伤心,得到了便是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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